过去几年，我们通过社交媒体看到了大量“远方的苦难”，从因政权纷争而陷入困苦的阿富汗女性，再到战争中颠沛流离的乌克兰人民，以及身处土耳其大地震废墟中绝望和无助的灾民。隔着屏幕，我们对远方受苦的人们产生了同情，同时又因为苦难的繁多和距离的遥远，陷入到了对同情的疲劳。
法国社会学家博尔坦斯基认为，同情的前提是距离，正是处在“安全距离”之人才会对不幸的人们产生同情。波兰传播学学者莉莉·蔻利拉奇则有不同意见，她认为同情的产生和距离并没有直接因果联系，我们的同情心既和传播媒介的更迭息息相关，也更取决于如何“观看”苦难。在最新出版的《旁观者：观看他者之痛如何转化为社会团结》（以下简称《旁观者》）一书中，蔻利拉奇梳理了人道主义在过去几十年随着媒介更迭而产生的变化，进而讨论在人们不再相信宏大叙事的今天，如何重新想象社会团结。
尽管这本书的主要诉说对象为西方世界的公众，所谓人道主义也建立在“西方”和“全球南方”这一组对照中，但里面涉及到的诸多问题也跟中文世界有着紧密联系，比如人们对于灾难新闻的关注从“客观事实”过渡到“主观感受”，似乎总是要在新闻中先看到“自己”，出于某种感同身受的紧迫性才决定予以一定限度的关注与同情。
如何才能在对悲剧性事件的关注中，将注意力真正放在“他者”身上？身处不同时空的人们何以将共情转换为具体和持久的行动？在舆论撕裂之时又可以做哪些弥合不同诉求的尝试？以及在言说空间面临不断压缩之时，又该怎样理解公共讨论所缺失的面向？
新闻传播学学者刘海龙，无论是在他关于宣传话语和传播技术的研究中，还是于「看理想」开设的“传播学100讲”课程里，都在持续对上述问题作出回应，而他也恰好是《旁观者》所在丛书系列的主编之一。
从这本书出发，带着这些问题，我们和刘海龙老师在「问题青年」聊了聊。
本期问题青年
■ 刘海龙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
■ 阳少，青年志编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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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少
在《旁观者》这本书里，作者莉莉·蔻利拉奇引述并批判了一个概念叫“同情疲劳”——同情是有限的，苦难是无穷的。联想到过去这几年，我们所见证或经历的这些苦难，也让人产生了某种层面的“同情疲劳”。“同情疲劳”在作者所聚焦的西方世界和中文世界两种语境下有何异同？刘海龙
这本书在我看来属于慈善研究和传播媒介研究的交叉领域，它想要讨论的是人道主义经历了哪些变化，并且这种变化如何影响了社会团结。人道主义和慈善产业在西方是一个非常主流同时也很热门的话题，而由此所产生的同情疲劳，其实更多是指西方世界对于类似非洲这样地方的同情疲劳。人道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起源于过去殖民地统治时期所谓“白人的负担”——白人有义务去帮助那些落后地区的人们。这种义务感也是被本书作者所批判，因为正是通过这种同情和捐助，反而强化了原有的“白人中心主义”的秩序，也无法对根本性的问题作出反思。
这个话题在中国未必是人们所关注的，慈善业在中国经历了很多争议与风波，比如前些年的“郭美美事件”，就对整个慈善业造成了很大的打击。另外很多人可能也不太相信慈善业，比如在疫情期间，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像买菜团购这样的自组织和网络上的共享文档。
因此放在中国的语境下，你所说的这种“同情疲劳”又是另一回事，这几年很大程度上它就来自于我们自身所经历的，可能在蔻利拉奇看来，我们才是需要被“同情”的那一方。当然中国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国家，既有生活在沿海发达地区的中产阶级以上的人群，同时又有生活非常困苦的人们。这就好像陷入到了一种双重身份里，一方面在这本书中我们可能是要被救助的人，但另一方面，如果带入一些精英知识分子或者中产阶级以上的视角，你又成了她所说的“白人”。
回顾过去这几年的种种灾难性事件，我觉得我们每天面临的这种信息轰炸可能都不是疲劳了，而是呕吐或者眩晕。
这里面当然有一部分是技术带来的影响，社交媒体把或远或近的苦难一下子推到了我们的面前。过去一些英国的文化研究学者提出来，电视把全世界的苦难带到了卧室和客厅，这两个地方属于私人领域，本来应该是很温馨的。电视里的战争和灾难，则是公共领域的事情。在西方“公”和“私”的界限是很清楚的，所以这些学者会认为电视破坏了二者间的界限。
在社交媒体时代，我们既在手机上处理个人的事情、跟朋友交流，同时也通过它关注公共事件。在手机上好像所有都“公私融合”了，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建立一个类似“屏障”的东西，一旦出现什么事情，你看到大家都在转发，各种情绪都在里面，所以也造成了这么一种“同情疲劳”电影《不要抬头》
从大道理到小故事：人道主义的范式转变
阳少
为了应对“同情疲劳”，以慈善业为代表的人道主义事业，在社交媒体的加持下，采用了商业和技术手段来管理人们的同情边界，通过线上捐助、参与社交媒体上的点赞与转发、购买相关义卖产品等等，将关注转化为具体的行动，比如我自己在土耳其地震的时候也做了捐助，线上就可以看到你给灾区买的板床和被子。这样一方面能让你对远方苦难的关注有一个具体的结果，获得自我满足，但另一方面，蔻利拉奇认为这种“一键行动主义”也淡化了对于更深层次问题的追问与反思。此外，这也导致人们对于苦难的关注动因发生了改变：过去是基于某种世界主义——“无数的远方、无穷的苦难都和我有关”，如今则是要回到自我的感受，即要被感动，并且关注必须要能看到结果。您怎么看待她对于后者的批判？
刘海龙
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人道主义的范式转变。过去的人道主义主要有两种，一种是建立在所谓“共同人性”的基础上，因为我们都是人，所以要去同情别人，去帮助别人，这也是在西方的宗教传统里比较强调的。佛教里面也有，特别是在中国民间，比如“因果报应”，也在说你现在多做好事，来世会有一个好的报应。另一种则是革命式团结的人道主义，对此我们中国人可能更不陌生。我们过去看的很多新闻和文艺作品都带有强烈的苦难色彩，比如《白毛女》，它其实就要帮助我们忆苦思甜、树立阶级仇恨，通过这种阶级对立感把人团结在一起，最后去拯救全世界2/3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的人们。
但这两种人道主义在今天看来似乎都有些过时了，这本书里也讲到这样一种转变，作者称之为“后人道主义”，即一种更偏个人化和情感化的人道主义。它要通过这种技术化手段去回避关注苦难后带来的消耗。就像做一个品牌一样，比如说我要捐款，捐多少钱，要多少点击量，我就把捐款的数目和点击量作为一个目标，然后也不是呈现那种消极和负面的东西，而是积极地呈现。
比如当年希望工程里，谢海龙那张非常著名的《大眼睛》。这张照片很有意思，它很好地做到了把消极和积极的情感放在一起。如果我们过去去拍这些孩子，可能就会把她上不起学、各种生活糟糕的境地展现出来，以唤起大家的同情心。但这张照片展现更多的是“希望”，你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对未来的渴望和都市人所缺少的纯真。我们突然意识到这里面有些东西是我们所缺失的，所以这张照片当时会打动那么多的人。
但在这个被打动的过程中，我们其实更多是去诉诸于个人情感，然后它所产生的又是这种浅浅的 、暂时性的连接，可能最后大家也不太关注怎么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，只是说出于一种情感上的内疚，帮助完后问题好像就解决了。
这种后人道主义意味着我们从一种宏大叙事走向了反讽式叙事。就是说大家不再相信大道理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小故事。小故事所体现的美学特征就是审美化、商品化甚至奇观化。比如我之前在快手上看到一个“天梯学校”，当地很贫困没法修路，然后孩子们就得沿着悬崖爬悬梯，那个看着就非常惊险，稍不留神下面就是万丈深渊。所以后来这个学校后面就得到了很多捐助，资助修路什么的。这当然是好事，但另一方面就是可能还有成千上万的山区小孩，他们上学的路可能没有“天梯”这么惊险，无法被用“吸引人”的方式呈现出来，可能就没有人去关心了。当然放在中国的语境下去看，你会发现《旁观者》所批判的还是有些超前和错位，一方面我们对于苦难的关注可能还有鲁迅所说的“看客心态”，对于“远方的苦难”，社会整体可能未必会有那么强的内疚感；另一方面我们社会团结和同情心的建立，直到今天还没有脱离“革命式团结”，比如“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”，它还是属于宏大叙事的。蔻利拉奇所批判的反讽式叙事的人道主义，在中国并不是主流。电影《唐山大地震》
阳少
您提到的反讽式叙事对宏大叙事的解构，也是这本书要重点对话的。这个概念来自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，他把看似水火不容的自由主义和反讽主义结合到了一起，自由主义者认为存在着一个终极的、宏大的正义，反讽主义者则认为一切都是浮云，终极正义是不可得的。罗蒂则认为人们可以在放弃追寻终极正义的同时，又怀着让世界变得更好的期待。这种“反讽式团结”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
刘海龙
这本书的英文副标题翻译过来叫“后人道主义时代的社会团结”，作者确实在直指罗蒂的实用主义观点。罗蒂的“反讽式团结”其实就是要走向理性主义，不去相信那种宏大层面的“真善美”，而是在文化层面的，通过一个个小故事把大家连接在一起。蔻利拉奇则提出了质疑，这种诉诸于偶然性的情感可能就更难建立起社会团结。这里一方面牵涉到了商业，现代很多的这些后人道主义的慈善事业，你会发现它都是像企业一样在经营，蛋糕就这么大，然后大家都在争，最后就变成了品牌化经营，那么我们怎么样推陈出新，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种不断对于故事审美化和奇观化的打磨。所有人都在“就事论事”，没有办法看到背后的社会结构和权力的不平等。
当然她最后也没有给到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，只是说要在理性和情感之间取得平衡，比较折中。一方面要回到宏大叙事，她这里还提到了西方的戏剧传统，通过戏剧唤起人们的同情。另一方面又不是纯粹的苦难展示，而是让“他者”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去发声。特别是在融合媒体时代，新闻报道不能变成一个纯粹的数据库，所有声音和图像都集中在一起让观看者挑，还是需要专业记者的理性整合。
阳少
这种“折中主义”对于今天的舆论撕裂是否能起到一点借鉴意义呢？刘海龙
我有点怀疑，今天所谓的舆论撕裂到底是不是真的“撕裂”？我们自己也做过一些调查，很多的争论你看上去撕裂，其实未必。“舆论撕裂”在学术上叫“观点的极化”，它最早指的是持同一种观点的人变得越来越极端，但在今天的舆论场里，可能是指持对立观点的人，两方在讨论中越来越走向极端。
我们今天更多说的是第二种。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的舆论场里，更多的还是“沉默的螺旋”，就是基于你对于大多数人的判断再来看自己该怎么说。一旦看到大多数的意见或者是来自官方的意见，反对的声音就不敢说话了。这可能也是因为大家在20世纪中后半段经历了太多这样的事情，就变得“明哲保身”，其实没什么原则。
大家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立场，知识分子都是如此，更别说老百姓了。过去有一位学者评价胡适，说他学问不是那一批大家中最好的，但他是唯一可以把自由主义从头贯彻到尾的，他做的大部分的选择都前后一致。其他人乃至鲁迅，在很多问题上都是左右摇摆的。
所以回到当下的舆论场，往往是被一些偶然的事件和情绪击中，但是后面缺少一种理性的思考，或者是坚固的意识形态在后面去支撑，这就会导致看上去是两派人在争论，但或许他们只是因为各自的利益不一样，但本质都是功利主义者。
在一些根本的问题上，大家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分歧，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，包括后来接触到的大众媒体都是一样的。很多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，也未必能跳出过去教育给他们带来的影响，所以有的时候你去看这种争论，会发现大家背后的底色其实差别不大，比如说一些基本的思维方式：非黑即白，不宽容，恨不得要灭了对方等等，这些都东西是更深蒂固的。
所以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意识形态的差异，意识形态当然要建立在个人的利益基础之上，但也包括了更为底层的世界观和价值观。因此回到这本书对于罗蒂的批判，作者认为罗蒂比较强调文化上的团结，但是没有太关注这种所谓政治团结，后者可能才是更为坚固的。电影《十二公民》
阳少
联系到国内的语境，我就想到这两年人们对于苦难新闻的关注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，比如“小花梅事件”中，流传最广的一句话是“你离小花梅只有一闷棍的距离”，这句话后来受到了批评，认为它消弭了城市女性和农村被拐女性处境间的差异。此外，在一些和所谓底层相关（比如第一代农民工）的新闻中，人们好像也是首先要看到“自己”，才会有动力去关注并转发，这也导致真正处于边缘的人群，在层层的转发后仍旧处于边缘的位置。您怎么看待这种变化？刘海龙
我觉得这是《旁观者》这本书对大家比较有启发的，就是怎么样走出“自我”这样一个小小的肥皂泡，不要过于关注在自己身上，你做任何事情，当然一方面是要从自己出发，这是一种反讽叙事对于宏大叙事解构，但另一方面也不要局限在个体，我做任何事都为了让我自己感觉到良好，或者像这本书里面讲到“自恋式”的这样一种表达，好多东西其实你是需要去听取别人的意见去做出改变的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这本书里讲到了很多新自由主义的问题，用韩炳哲的话说就是“他者的消失”，现代社会包括新自由主义，其实一直希望是把“他者”去掉。如果我想把一个商品卖给你，当然就是希望这个东西能够完完全全满足你的要求，不要有任何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地方。
但“他者”就是要构成一种对你的反抗，你没法掌控它，也没法让它简单消失，它始终就在那里，让你觉得不太舒服，远方的痛苦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“他者”。
所以人道主义的意义就在于，你怎么样把重点放到“他者”身上，而不是说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。我觉得这种反思可以从互相倾听不同的观点开始。我经常会在自己的节目发出后看一些评论，其实有的时候了解对方是基于什么样的情感或者立场反对你，对个体而言也是一种解放，你会发现TA可能是从个人的痛苦和经历出发，TA的表达其实是个独白，并不是针对你，你们也不存在着巨大的分歧。
但是我们今天的这种交流机制确实不是很理想，或者说我们可能会对网络寄予过高的期待，觉得在网上可以达成共识。但网上的表达往往只是第一步，就像蔻利拉奇说的，戏剧性的情感唤起与参与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但不能止步于此。第二步是大家去讨论它背后的问题，解决方案，它需要各种对话，来进行更全面和更透彻的这种讨论。
阳少
我感觉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有倡导一种“宏大叙事”的回归，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相信“共同人性”作为基础，或者说有一些问题是我们所有人要一起去面对的。我感觉可能大家已经不关心这个了，更多的讨论聚焦在身份政治，因为这里面有很多议题是在过去的议程中被忽略的，这种讨论非常重要，也可以促进话题的多元性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们是否也要思考，这些问题的交叉性在哪里，有没有什么困境是我们作为“人”要共同去面对的？如果这条新闻没有映射到我的痛苦，是不是就不用关心？还是说一定要紧迫到“我也会遭殃”的程度才去关心。就像本雅明说的，你看到的是单一是事件还是一连串的灾难？不然的话人还是会很孤独，也没有办法形成真正的社会团结。
我觉得这里面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“川大女生诬告农名工偷拍”这个事情，个体在巨大的舆论面前承担了不成比例的曝光与审视，真正需要被关心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。
刘海龙
要建立一个社会团结的基本条件，就不能依靠零散的、原子化的存在，这是如今我们要建立社会团结面临的很大挑战。你也可以把“社会团结”换一个说法，比如公共性或者是社会共识。蔻利拉奇在这本书里提出的方案叫“竞胜式团结”，它不是一个终极目标，而是一个过程，在这个过程中间，我们需要保持开放和公共的讨论，平衡理性和情感，然后才可能慢慢形成社会团结。我们过去的社会团结可能就是比较依赖于从上到下。从下到上的就是民族主义，那么慈善和人道主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，这个书其实要强调怎么样把政治道德重新再引回来，这需要公共性的回归。但在今天中国，可能大家就不太提这个了，我们会回到你刚才说的身份政治，走一条非常迂回的路线，通过微小的问题来撬动大问题，这是一个方案，但是这个方案需要有一个更大的格局和更大的眼光，否则就容易沉迷到微小的事件中间。
回到你刚才讲的这个例子。偷拍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产业，偷拍问题是不是很普遍和严重了？女性整体所面对的这种不公正的境遇才是问题的关键。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仅仅把问题归结到个体，那么它就变得个体化和琐碎化了。我们更应该追问的是，我们有什么法律和措施，从一个社会的角度，来禁止这样的事情再发生？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。
如果能够通过这样的讨论促进问题的根本性解决，让大家没有这样的恐惧，自然也就没有人去炒作这样的事情了。否则永远都是一地鸡毛，今天说女孩诬告偷拍，明天几个大学生穿着女装去澡堂偷拍，这背后的产业链到底是怎样的？没有人清楚。
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新闻的衰落，当然衰落的原因有很多。就是我们已经没办法去组织一个非常强大的、完整的深度报道。你看韩国前两年出的那个《网络炼狱：揭发N号房》，这背后是由专业记者操刀的，而这恰恰是我们所缺乏的。
纪录片是融合新闻里的一环，《旁观者》这本书里也提到了融合新闻，我们今天做融合新闻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更花哨一点，还是为了商业盈利而服务？今天中国在做融合新闻的时候，包括学术界，大家都在谈怎么让它盈利，怎么让点击量提高，怎么样让它成为主流，但是很少有人关注这个问题：融合新闻到底对社会的公共服务做出了怎样的贡献？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，我们的融合新闻能够提供更好的报道吗？
我们其实是非常需要这样的报道，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，今天我们依赖的是一种碎片化、目击式的报道，真真假假都不知道，当然有些自媒体是由传统记者转行来做的，做的也不错，但更多还是为了流量，这就会导致很多问题，也进一步造成公共讨论空间的萎缩。其实我们最后还是要依赖公共讨论空间才能促成社会团结，但是这个路很漫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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